在后世的名气,所以程刚有机会的时候,确实喜欢和对方扯上些天南海北的话题。
甚至偶尔李润石也会掺和进来,通过程刚这个媒介与鲁树人隔空对话,都是极有意思的事情。
另外,与打字机相比,鲁树人似乎对附带的一本拉丁文书更感兴趣,尤其在注意到这是由瞿求柏编写的之后。
这两位在之前十来年里,一直属于民国文坛的大拿级人物,平时私交也是极好,历史上瞿求柏因为顾瞬漳叛变一事不得不四处奔逃,中间就有三次来到鲁树人家中避难,均收到了后者的欢迎,传下了不少佳话。
而这本拉丁新文字书,其实就是两年前瞿秋白还在莫斯科时,与苏联汉学家合作制订了汉语拉丁化方案。
回国后,瞿求柏又与吴玉漳、林伯衢等同志,以此方案为基础做了进一步改进,后世将其称之为“北拉”(即根据北平读书音制订)。
只不过,瞿求柏的“北拉”方案正式出炉时,程刚早已在南方根据地推行了现代的拼音以及部分简体字,后来又随着对其他根据地的物资援助,不断向外推广,已经逐渐有了成效。
相较之下,“北拉”方案因为过于激进,本就不受程刚支持,他自然也不会帮助其大力宣传,所以现在造成的影响力极其有限。
见到鲁树人的动作,程刚轻笑着说道:“这本书是求柏同志让我给你送来的,不过我反正觉得没啥用处,在我看来,汉字拉丁化这条路的可行性并不高,仅仅只能拿来作为参考。”
客观地说,关于汉字拉丁化的潮流,从后世看来确实是一条走歪了的邪路,但这件事情必须要结合历史背景来看待。
在清末民国这一极为特殊的动荡时期,一大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,国家内部四分五裂,各路军阀混战,城头变幻大王旗,统治阶级只管自己捞钱,收税收到几十年后,根本没人管老百姓死活。
反观一直对华夏大地虎视眈眈的日本,现在都已经有了航空母舰,而夏国居然还有百分之八九十国民仍是目不识丁的文盲,“中华民族,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”这句话还真不是随便说说的。
因此只要稍有抱负和爱国之情的知识分子,都会试图去寻找一条求亡图存的道路,开启民智,势在必行。
同时,这时候的汉字,往往只有中上阶层才学得起并有时间学,绝大多数底层老百姓只能被拒之门外,结果便是“汉字”成为了区分阶级的一个标志,因此鲁树人就曾对此作出评价:“方块汉字真是愚民的利器”。
“要我们保存国粹,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。为汉字而牺牲我们,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?”
——这句话在后世看来委实过激了些,将这两个并不算矛盾的事物对立了起来,但必须也得承认,这是他们这群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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