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就不要卖关子了,先跟我说说吧。”瞿求柏用希冀的眼光看着伍翔宇说道。
“我是这样想的,对于每一个入党的党员,我们都会有一个要求,那就是‘永不叛党’,但是如果出现了叛党的情况,我们应该如何处置,却很少有人讨论过这事。
再进一步讲,哪些情况属于叛党,又分别对应怎样的惩罚,以及那些存在疑点的同志应该如何对待,要如何避免决策者犯下自由心证的错误,我觉得都应该讲清楚才是。
具体到张国彪身上,他在狱中出卖组织是一个错误,出狱之后没有及时向组织坦白又是一个错误,这些我们都必须施以惩罚,但如果同时有两个人都承受不住严刑拷打,一个出来后及时向组织汇报,一个选择继续隐瞒,我们应该用同样的办法来处置他们吗?
另外,这次如果没有我最后拿出的证据,大家哪怕再相信我,也不会就愤然决定要杀掉张国彪,这种谨慎的态度我觉得很好,但据我所知,在组织中因为个别的指责,而直接杀人的例子并不在少数,这也是我们还不够成熟的标志。”
“你说得很有道理。”瞿求柏点点头,但又无奈地感叹了一声,“可要解决这些问题,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啊。”
“是的,最关键的是,我们很多同志,还存在着不少缺乏实践经验,又喜欢上纲上线的毛病,这点哪怕在你我身上都有存在。
再说到张国彪,居所所知,他进入北平大学时的动机与抱负其实与普通人一样,只是按照传统的‘学而优则仕’,为个人混个好前景罢了,与革命、运动之类的全不搭界。
张国彪后来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,热心参与组建GC党,固然出于青年人的爱国热情,追求真理追求进步,另一方面也是那时候的大气候使然,身不由已被形势推着走,被社会大潮裹携不得已而为之。
新潮流也是实现个人‘自我’,实现‘人生价值’的难得机遇,这也非常迎合青年人的叛逆特征,张国彪初期的辉煌,正是上述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。
所以这样的同志,热血有余,能力也不错,却经不起风雨,我还记得张泰雷同志与我说过一个故事,有一天,张国彪和其他同志正在一个地方开会,忽然听到有断断续续的枪声。
大家都发觉情况有变化,正要派人去看看,张国彪说:‘我去,你们等着,我就回来。’说着,他就走出去了,五分钟过去了,一刻钟过去了,还不见他回来,大家都急于要知道街上的情况。
结果一出门,就见一队反动军队,手上端着枪,远远的从街那头跑来。幸而靠房子旁边就是一条狭巷,就赶快从那条狭巷逃走了’。
张泰雷在讲述这段故事的时候还愤愤不平的补充:‘只差一分钟,我们就完蛋了’。
像张国彪这样发现危险只顾自己逃命,把同志扔在脑后的情况,如果他是从基层做起的,你觉得他还可能被抬上这么高的位置吗?
从这点看,我们在培养人才干部的方式上就存在很大的问题,如果这个不解决,哪怕杀再多的所谓叛徒,那也只会是无济于事,甚至南辕北辙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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