品,其中也包括了新发现的唐代新罗僧人慧超所著的《往五天竺国传》。
1909年,伯希和让手下携带大量敦煌遗书运回巴里斯,自己仅带了一小部分辗转来到了京城,并认识了数位京城学者。
这些京城学者看到伯希和手中的这些敦煌遗书,都忍不住啧啧称奇。
当时有一人上前说:“伯君,如此精品,世所罕见。这些宝卷随你回国,再也见不到了,可否将这些经卷拍成照片,赠送给我们一份?”
本就做贼心虚的伯希和连忙答应,他劝京城学术界的这些人,敦煌石室中还有8000余卷遗书,应早日派人前往保护,以免被别人夺走。
得知敦煌文物大量流失,京城学术界大惊失色,立刻上书,要求清廷保护好这些敦煌文物。
宣统二年(1910),清廷学部获悉敦煌石室文物流散消息后,电令驻金城的陇右总督,让敦煌县县令调查清点藏经洞文献,不许卖给外人,并让陇右布政使押运送京,交京师图书馆收藏。
那时候,已经一心想要重修莫高窟的王道士,在官府来人之前,又私藏了若干经卷、写本和绘画。
同年前后,王道士将数十洞窟凿通,使各洞相通连,大量壁画遭破坏。他还修建“古汉桥”,以便利朝山拜佛者上下,又搬出各窟残塑,造“千相塔”,有廷学政撰文并雕刻《敦煌千佛洞千相塔》碑,以记其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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